高科技如何彻底改变了游艇船长在海上的角色？

当几位斐帝星船长聚在一起欣赏停靠在荷兰首都的十八世纪仿制船——阿姆斯特丹号时，他们都说自己现在的工作与前辈们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技术的迅速崛起已经彻底改变了游艇业。船长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GPS、无人机到船载视听系统、信息系统，再到稳定器和谷歌地图，在这么多唾手可得的创新技术之下，这些船长的管理重点已经从朗姆酒定量供应（监督船员不要过量饮酒）和带领船员唱棚屋之歌，转移到营造漂浮的“海上五星级酒店”的舒适气氛。

在过去那个年代，我可能最担心的会是天气，你永远不知道地平线外是什么，是我的话就会坚持在桅杆上随时随地进行双重监视。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必须对不断变化的状况有敏锐的感知力，这是在危险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你需要对关键人员——你的水手、导航员和舵手有绝对的信心。现在的船长和之前的角色可能已经改变，但同样的规则依旧适用于今天的超级游艇。

船长仍然必须受到尊重，并维持船员的信心。我虽然算不上最好的船长，但也不是特别糟糕，我为自己建立了团队文化感到自豪。要成为一个优异的领导者，同理心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几个世纪著名的叛变事件让我们清楚看到失败的船长会面临什么。

在过去，补给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今天，一应俱全才是常态，突然有一天没有了沙拉都会感到恐慌！以前那个时候，船长们只有简陋的海图，遵循着前辈们航行的路线。我很感谢GPS、雷达、测深仪、本地连接和我的手机，所有这些都比海图要精确得多。我最喜欢的新辅助工具之一是可以使用无人机来发现浅滩。18世纪和现在的另一个巨大区别是，我们处理医疗紧急情况的方式。Vava号有一个24小时的实时摄像头，艇上有很多药品，并且很容易与岸上对接。互联网也是鼓舞船员士气的一个好方法，使我们与家人保持联系更方便了。对于船长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提供巡航指南、港口预订、远程维修等一切信息。所有这些技术的唯一缺点是：我们经常忘记关掉电源，沉浸在周围的和平与宁静中——一件我们的祖先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的事。

想象了一下给350人配给朗姆酒的画面，还有点像学生时代对冒险的那种憧憬。但如果让我回到过去那个年代，我是不可能去当船长的。那种艰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船长必须在持续数月的航行中维系一切，同时以两节的速度“龟速”前进。我喜欢在海上航行，但在一片漆黑中沿着没有雷达图的海岸线前进，一定是很可怕的。能够通过查看电子屏幕来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技术极大地简化了业务，这是好事，因为斐帝星船长基本上算是在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占了我70%的时间。

在无法获得可靠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对这么多人负责也是难以想象的。今天，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十天的天气，所以穿越大洋并不可怕。我们不依赖风，也可以战胜潮汐。由于一切都是机械化的，我们在Tanushat号上即使有21名船员，可能半天都见不到对方。我们如厕后，也不再需要用同一根绳子来擦拭！ISM安全规则甚至在我的时代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船上的生活，保护了海员的生命，给了我们更好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更有条理了，虽然不那么“带劲”了。我存过几张照片，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没有任何安全装置挂在一艘超级游艇的船舷外。虽然我现在有时还是要去给船员们搭把手，但现在这些工作都需要带上安全带、头盔、特殊鞋子和定位设备，必须两人一起进行，另一个人做看护。作为船长，我对监管机构把过去的那点“乐趣”剥夺走没有意见，只要这意味着我的管理是安全的。

在那个时代当船长是很难想象的。1988年，我驾驶过一艘69英尺长的纵帆船从南非横渡大西洋，历时14周，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手动完成，包括在海上维修。但我们可以把帆拉向风，并在需要时靠近风向航行。我们的航位推算和罗盘已经比几个世纪前好多了，每隔15分钟就有一个卫星导航信号，这使我们可以估计自己的位置，并根据洋流推测第二天的航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啊！陆地！”，看到圣赫勒拿岛的悬崖从雾中缓缓浮现出来。那是我第一次大航海，在海上只待了19天，所以我明白过去登陆时的感觉。

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不仅仅是我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斐帝星是十分稳定、高效和非常安全的。稳定器可以使风浪适中的海面变平稳，防止晕船，使我们作为船员更容易工作。如果系统运行很好，你甚至可以把水留在按摩浴缸里。与此同时，锚式稳定器使我们能够在海上停泊时依然舒适的坐在游艇里，而这在以前可能会让我们的客人感到晕眩恶心。这为我们打开了最美丽的环境，这是我们的前辈所无法企及的。前瞻性水下声纳系统，结合勘探艇和三维绘图仪也非常好。首先用无人机勘察出一个偏远的海湾之后，你可以派出一个勘探艇，用三维绘图仪对该地区进行侦察。把U盘放入你的导航电脑，在上面覆盖GPS和雷达——瞧，你就制作出了一幅海湾地图。仅仅依靠这样的地图是不明智的，但至少你可以在进入之前确定要避开哪些地方。而我们的前辈为了达到这种程度的确定性，需要付出什么？

去的这些地方都是别人以前去过的，这使我们比过去那些无畏的水手们更有优势。在我从事游艇职业生涯前，我花了20年时间在传统的方形帆船上工作，比如纵帆船、双桅帆船和三桅帆船。我因此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处理和操纵这种船的知识，以及在维护方面的知识。我甚至从头到尾帮助建造过一艘。所以相信我，我们在斐帝星上过得很轻松。我确实认为我们的祖先的驱动力来源一定不同于我们，但在态度上却有相似之处。他们受到贸易的推动，以及政府的扶持。而我们前往新的地方，是为了我们的个人探索之旅。由于发动机动力的出现，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掉头或向不同的方向前进。

我认为在船长的历史上，决定性的时刻之一是如今司空见惯的时钟的出现，它赐予我们名为“经度”的礼物。在此之前，人们只能根据纬度排定他们想去的地方——直布罗陀、麦哲伦海峡，然后朝那个方向航行，直到他们有希望碰巧撞上他们的目的地。在纬度的基础上增加经度，使航行更加精确，并对我们所了解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很多改变。在此也要简单提一下19世纪20年代推出的无杆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非常容易操作和存储。在我看来，一个未必是进步的改变是失去了水手号子，以前船员们会通过喊号子来使他们的繁重工作变得更愉悦和更有趣。也许我应该把这些重新介绍给Archimedes号上精致的船员们…

站在阿姆斯特丹号上，你会意识到这些船只出海并能够在如此不可思议的航行中存活下来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很难去想象管理这样一艘船的压力，这与今天在海上旅行的人一样：无论一艘船有多好，你都需要有合适的人在船上。正是这些人的个性使船变得生动，所以我的团队是围绕着确保人员与船东相匹配而量身定制的。我很少（如果有的话）亲自驾驶Faith号：我的工作是案头工作，船员们负责实际航行，就像过去的情况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无论什么时候我就只有32名船员在船上，而过去那些船长要管理的人是我的十倍！

我很高兴我不用处理生病的船员或给船员举办葬礼。我也很高兴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我们要离开多久。在不知道结束日期的情况下，踏上一段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的旅程，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很清楚对大家的问题持开放态度，并尽可能地包容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尽管我们认为过去那些日子是残酷的，我敢肯定当时的船长也会做同样的事，承担一些父亲般的角色。在过去的38年里，我曾为那些致力于推动工程和电子技术发展的船东工作过。尽管这样的雄心壮志令人钦佩，但经验告诉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游艇上的风景和你的同伴。酷的东西只有在它们起作用的时候才酷，我们不应该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最后，最重要的是核心系统，以及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而这一点在斐帝星上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